在当今世界，书籍的翻译和流动，是不同文明进行互动最寻常的项目之一。而这在近代早期全球化中已经形成某种规模。

　　16世纪，西班牙人占领新，葡萄牙人在印度、中国和非洲的海岸登陆，侵占领土和其他资源。伊比利亚人向外拓展他们的影响力。

　　欧洲图书也对伊比利亚人所到的地区展开征服之旅，它们与西班牙征服者、传教士及王国的代表们一起穿越了大西洋。此前，欧洲图书已经随葡萄牙人到达了非洲与印度沿海。之后它们到达日本与中国。

　　这些图书在它们的历史上首次在全球所有的海洋上像船舰一样流通往来。很难估算出当时这些图书出口的具体数量。有文献显示8000多本图书在1558年至17世纪末从西班牙出发被运往西印度群岛。但是大概要将这一数字增加10倍，因为要考虑到走私以及不在伊比利亚政府部门控制内的图书出口。欧洲资源的流动并不仅仅是机械的、无意识的迁移。这一流动带动了一系列次级效应以及对欧洲的回归，这些都是难以预料与协调应对的。例如，欧洲文学经典借助翻译在欧洲之外的他处被再生产。

　　欧洲图书的就地生产需要运输贵重设备、建立印刷厂、熟练掌握了新的工作语言并对世界各地具有好奇心的印刷工人。

　　从1538年开始，在塞维利亚的克伦伯格家族提供的技术与资金的支持及墨西哥主教与总督的鼓动下，美洲第一家印刷厂建立。40多年后，在利马，从墨西哥城来的皮埃蒙特人安东尼奥·里卡多也建立了印刷厂。在亚洲的果阿，晚于新西班牙首都近20年后，耶稣会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该社的首部图书《哲学推论》。1588年（万历十六年），中国澳门使用欧洲活字印刷术出版了第一本图书——玻尼法爵神父的《公教儿童教育》。1584年，第一家欧洲出版社在日本着陆，后来在耶稣会士的努力下，出版了80多部图书。

　　欧洲语言的全球化伴随着另一种侵入形式。经典作品的片段与教的大量文本被逐渐翻译成美洲印第安语言与亚洲语言，从而进入直到那时对欧洲传统来说全然陌生的社会中。

　　伊比利亚的流动受到欧洲的推动，其美洲驿站与亚洲驿站通常仅仅承载了地区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下，美洲与亚洲的印刷品向西欧回流，则长期为例外现象。

　　葡萄牙医生加西亚·达·奥尔塔1563年在果阿出版的印度植物学概论《印度草药与药理对话录》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功。1567年，它被夏尔·德·埃斯克鲁斯（克鲁修斯）翻译成拉丁语，之后又被阿尼巴尔·布里冈蒂译成意大利语（威尼斯，1575），而且很早被引用到欧洲出版物中。

　　异域的“蹩脚药”来到欧洲市场，而且被西方作为药用植物所采用，激发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带动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使相关信息没有被迅速传播。于是出现了逆向的流动，新知识从遥远地域的驿站传播到欧洲。（摘自《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法]塞尔日·格鲁金斯基著，李征 译，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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