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是经济主体对已有资源的升级改造、更新换代，是国家、都市、产业、企业、个人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地发挥创造力的基础上永无止境的自我革新。让我们打开全球史的画卷，一览世界历史视野下的新质生产力。

　　1851年，英国在伦敦举办了世界上第一届万国工业博览会，向全球展示了其优越的生产力。当时英国已经完成以蒸汽机、纺织工业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身居“世界工厂”，生产了世界上40%的机器。与之相比，德国工业产品粗制滥造、品质低劣、大量“山寨”英国，以至于“德国制造”在当时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

　　但是德国不甘现状、奋发图强。普鲁士率先实施了初级义务教育，德国统一后在全国建立了平民中学体系，大力发展工科学校，打破了贵族阶级对资源的垄断，在全社会倡导工匠精神；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融合研究与，鼓励学术创造，为德国高等教育确立了样板。到1871年，德国文盲率仅为12%，英国却高达30%；现代大学的建立促进了科学家群体的职业化，德国在医学、物理、化学领域人才荟萃、逐渐领先世界；人力资本的提升和科研实力的积累，促进了钢铁、化学、医药、机械领域一流企业的崛起，蒂森克虏伯、西门子、巴斯夫、拜耳等享誉至今的企业无不于19世纪后半叶出现。

　　1913年，德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制品、电气机械出口国，同年德国出口总额已经接近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英国；1870年德国对英国出口中仅40%为工业品，1913年已达70%。1918年3月，德国标准化协会制定并发布了第一个德国工业标准，此后每年都会发布不同领域的行业标准，确保产品质量。德国制造业不断上升映衬出英国的裹足不前。1896年，英国学者威廉姆斯在《德国制造》一书中不无感慨地为“德国制造”正名，并指出英国制造设备的落后。短短六十年，德国制造业就实现了逆转赶超。

　　资本主义使得先进生产力在地理分布上集中于都市。无论伦敦还是巴黎，无论纽约还是柏林，产业变革始于都市，波及周边。放眼东亚，19世纪末日本京都浴火重生的例子值得思索。

　　京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幕末维新，京都卷入漩涡，半壁城区经历战火、化为焦土，人口减少三分之一；加以明治政府迁都东京，古都地位陨落。

　　百废待兴之际，京都并非固守传统，而是另辟蹊径，积极地自我改造，从西方引进以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时期最先进技术。1889年，京都利用琵琶湖疏水建造了亚洲最早的水力发电站，比世界上最早的水力发电站（英国）仅晚了11年；1895年，京都运行了东亚最早的电车系统，比起世界上最早的商用电车（德国）也仅晚了11年；1915年，京都住宅电气化率已经达到100%，是世界上最早实现电网全覆盖的城市之一。在京都的先驱示范下，日本电力工业迅猛发展，到1930年，日本住宅电气化率高达89%，高于德国的85%、美国的68%、英国的44%，领先西方各国。电力普及为日后以松下、东芝、索尼等为代表的世界知名电气机械企业的崛起打下坚实的基础。

　　京都在19世纪末的自我革新也为古都播下了接纳新知、重视科技、鼓励创造的文化基因：京都大学独树一帜的学术风气、京瓷稻盛和夫敬天爱人的企业哲学、任天堂带给世界的欢声笑语，无不得益于此。地方虽古，不妨新锐。

　　立足短板、发挥优势、实事求是地探索新路，既能从无到有地开辟一个赛道，也能脱胎换骨地蜕变一个行业。美国机械制造业的崛起和日本纺织业的转型值得思考。

　　19世纪中期的美国尚为发展中国家，当时第一次工业如火如荼，机械制造是上升中的新兴产业。最初，美国从英国大量进口机械设备，新则新矣，不接地气。美国西进运动方兴未艾，地广人稀，劳动力成本高、熟练工少，农机需求旺盛；英国城镇化率高、熟练工多，英国的机床美国工人未必能上手，而主要对城郊小农的英国农机也未必适合美国国情。美国机械制造业直面的课题，一是开发非熟练工也能迅速上手的机床，二是开发适合远离都市的大规模农场也能顺畅使用的农机。这些都需要因地制宜，不能照搬发达国家；这是美国机械制造业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是开拓新赛道的机遇。在此背景下，美国另辟蹊径地探索出了以工程细分化、机床专门化、零件标准化、生产连续化为特征的“美国生产方式”。机械制品无不由零件组装而成，零件则是金属经由机床加工而成。简言之，美国把机械生产分解为各个零件的生产，针对各个零件开发不同的机床，只需在各个步骤使用不同的机床，就能生产出标准化零件，最后组装。全过程连续化就能实现大量生产，无须工人熟练技艺；农机更换标准化零件，就可简单维修，给大农场提供了便利。

　　美国立足国情的独创性引起世界瞩目。 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上，英国业界对“美国生产方式”惊叹不已。1854年， 英国议会调查团在关于美国制造业的报告中指出，虽然美国机械在整体上不如英国， 但是体现了美国出色的创造力。诚然，如果说机械制造是现代产业的根基、创造力是产业发展的源泉，那么美国崛起于19世纪中叶就已经有迹可循。“美国生产方式”在20世纪初被工程师泰勒提炼为科学生产方式，在20年代被福特汽车集大成为流水线式生产方式，影响持续至今。这是新兴产业的自我革新。

　　新兴产业的反义词是传统产业，传统是相对概念。自行车之于马车是新兴产业、电报之于书信亦然，但是在汽车面前自行车就是传统产业，在电子邮件面前电报亦然。棉纺织工业是产业的元老，是英国19世纪前期崛起的关键。日本作为后发国家，明治维新后积极导入英国棉纺织机械，大力发展棉纺织工业，在国际市场上和英国展开竞争，英国节节败退。1925年，日本对中国棉织品出口赶超英国，1935年对印度棉织品出口也超过了英国；二战前夕的1934年，日本对外棉织品出口跃居世界第一，实现了反超。但是二战后，随着家电、汽车等新消费品的普及，纺织品需求下跌，而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带来了产能过剩。纺织业逐渐成为低利润的传统产业。在此背景下，日本纺织行业开始了转型之路。创立于1887年的钟渊纺公司在60年代进军新赛道，转向化妆品和医药产业，打出“佳丽宝”品牌，逐渐完全转型成为和资生堂、花王并驾齐驱的化妆品行业巨头。创立于1888年的仓敷纺公司则在保留纺织业务的基础上，把事业重心转向化工材料、电子制品。虽然古老的纺织业依旧存在，其技术革新依旧延续，但是不妨碍其蜕变转型、切换赛道、在新旧之间追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是传统产业的自我革新。

　　在资本主义社会，企业是市场主体之一，是生产行为的承担者、技术创新的推广者、就业岗位的提供者。企业的自我革新，关系到产业升降、国家兴衰。丰田汽车的成长史就是明证。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丰田汽车，要追溯到发明家丰田佐吉1890年在自家后院完成的木制人力织布机。19世纪末，纺织工业吸纳了日本70%劳动人口，50%的工业产值。发明虽小，却紧跟着时代的脉搏。丰田佐吉此后屡次经历失败，但是不气馁、持续地改良发明，在发明了蒸汽动力织布机、铁制自动织布机、环状自动织布机后，终于在1924年发明了当时世界一流的全自动织布机。丰田自动织机公司于1926年成立，名副其实，是一家机械制造商。在此之前的三十多年中，只要丰田半途而废，也许就不会有这家企业；自此以后，只要他安于现状、故步自封，也不会有后来的故事。

　　作为发明家的丰田佐吉敏锐地洞察到日本经济结构从轻工业向重工业的转型，并且从纺织机械的生产流程、品质管理中发现作为传统产业的纺织机械与新兴汽车产业的关联。当时日本汽车市场是外资企业福特与通用汽车的天下，以进口海外零件组装加工为主。丰田从零起步，卖掉全自动织布机专利，把资金投入汽车行业，独自研发零件加工、车体组装。这是一个不安现状的企业的自我挑战、自我转型，是有失败风险的。但是丰田成功了，20世纪50年代起丰田开始向美国出口汽车，二战后日本经济结构由轻工业向重化工转型，汽车成为主导产业，丰田也成为带动经济的龙头企业。在汽车研发的过程中，丰田立足自身经验、日本国情探索出适应“多品种、小批量”市场需求并着眼及时高效的“丰田生产方式”，和美国福特生产方式并驾齐驱。丰田汽车的历史是一家企业从小到大、不甘现状、敏锐洞察市场变化、勇于挑战的历程。

　　这里所说的人不是原子的、孤立的、鲁滨孙式的个人，而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和生产行为、消费行为互动的人，是个人的小我和社会的大我相结合的人。从生产行为来看，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富于创造力、勇于开拓进取的企业家对于产品或制造流程的革新是经济成长的根本动力。熊彼特在哈佛大学任职后，其团队曾系统地研究欧美企业创新史，结论是创新无法从事先预知、只能从事后理解。因此尊重创造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家发挥才干的土壤，是维持经济增长持久不衰的关键。从消费行为来看，只要产品创新不断涌现，新的、新的需求、新的增长点也会不断涌现，形成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使得生产力不断扩大、不断升级。熊彼特对于经济增长的解释早于新古典经济学半个世纪，富于洞察、长于历史视野，至今发人深省。

　　但是熊彼特理论根植西方社会，把人理解为自私自利的个人，这和中华文明中家国融合的人有着本质的区别。20世纪以来，中国民族企业家的典范如荣氏兄弟、侯德榜、穆藕初等，无不富有家国情怀，以实业报效国家，他们的目的不是单纯的个人创造和金钱，而是个人、企业、国家利益的统一。这是中华文化的独特土壤，是中国新质生产力的文化底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创新是中华文明的基因，是五千载文明延续的动力。如果说儒家文化以孝为本，“推一身至于天下”，那么中国新质生产力在此基础上加进了对于永无止境创新的执着、对于开拓未来勇气的期许、对于超越前人雄心的肯定、对于家国发展前景的信心。前浪后浪，奋勇直前，薪火相传，永无止境。